| |
| 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杜聪先生在感动2005年颁奖盛典上 |
嘉宾：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杜聪
时间：2009年11月24日10:00
简介：据官方统计，中国大约有7.6万名爱滋孤儿，他们的父母大多在上世纪90年代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亡故。到2010这一数字将攀升到26万人。近年来，艾滋孤儿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包括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香港智行基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讲述他与这群特殊孩子的故事。
中国网:
您知道，中国网是中国媒体抗艾滋病联盟成员之一，对于减少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您对我们中国网这样的媒体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杜聪:
我希望能更全面得了解和报道艾滋病的情况，有很多人觉得艾滋病离他们很遥远，我跟很多人说，他们都觉得这个不关我的事，其实，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第一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被感染。第二，要学会关心艾滋病人，不要歧视他们，用一个平常心。第三，积极行动。积极地做义工啊，在艾滋病这个领域自己出一份力。我是希望这个三部曲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通过媒体，其实会有很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刚才我说，很多人觉得艾滋病很遥远，如果我们能有更多更真实的个案可以放在网上，可以通过媒体去报道，比方说一些艾滋遗孤的生活、一些艾滋感染者的生活，通过一些他们自己写的博客，或者一些访谈啊，让他们更活生生的跟媒体的观众见面，我觉得比一些比较空泛的广告，一些比较廉价的意见啊更能触动人心，因为他们是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情况。
中国网:
您从事慈善事业的这几年对您未来的生活是不是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杜聪:
这是也是我家人我父母最关心的事情，他们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是你老了怎么办，没有了收入，那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人的需要是很低的，而且我做了十几年银行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钱，所以我也不是太担心我自己的情况，反而我更想思考的是持续的发展，智行以后怎么走，我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社会企业。因为我觉得每年都老是靠人捐助，不是一个长远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收入有更分散的资源，就是我希望我们每年的收入有一部分是应该来自于我们自己能赚钱的收入，比方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的，我们会卖圣诞卡，圣诞卡都是孩子画的画，我们制成一个年卡，圣诞卡。或者卖一些年历、T恤、衬衣等等，都是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收入，人家觉得不是纯粹得捐钱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收入的来源，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所以我会在社会企业上面花更做的时间。我另外一个思考的问题是贫穷的问题，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也曾经说过，艾滋病很大程度上是贫穷的问题。我在一两年前定期去的一个家访过程里面，我到了一个农村，我去了一个孩子的家里，看见一个孩子站在自己房子的前面，很无助得看着我们，他后面的家整个都没有了，被炸成一堆瓦砾，他爸爸也在里边被炸死了，后来我就了解到，他爸爸是领了很多炸药放在家里，然后他在家里做鞭炮，把炸药放在鞭炮里边，不小心就爆炸了，就炸死了他，而且整个家没毁掉了，没有了。
他母亲有艾滋病，但幸好是没有被炸死。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是，父母因为十几年前贫穷，所以去卖血，所以感染了艾滋病，但是呢，国家有抗病毒的药物给他，所以他死不去，但是他虽然没有因为艾滋病而死亡，因为有药物的帮助，但是他继续贫穷，他还是贫穷，所以他还是继续做高风险的事情，当年他没有钱没有选择，所以去卖血，那他现在还是贫穷没有选择，所以他领了很多炸药回家里去做鞭炮。后来我了解到那个农村有很多人都做同样的事情。艾滋病没有把他弄死，但炸药把他炸死了。但是我们想深一点，他不是被炸药炸死，也不是因艾滋病而死，让他死的是贫穷，如果我们不解决农村的贫穷问题，哪怕今天艾滋病问题解决了，鞭炮问题解决了，他的儿子可能长大还是没有选择，也要去一些黑矿厂做黑工，现在很多农村的矿都是非法的，安全问题很严重，可能他的女人没有选择，要去做高风险的事情。所以我的思考是，我可不可以把一些财富转移到农村，让他们有一些微薄的收入，让他们不需要再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你很贫穷的时候你没有别的选择，你明知道这个矿是一个黑矿，你还是要去做，因为你缺钱。你明知道放那么多炸药在家很危险，但是你没有选择，你还是要做。我虽然是在美国和香港出生和长大，但是这十年我奔波在中国最贫穷的农村，让我看见很多农村的事情，但是我每次都回来北京、上海啊，看见很多，一方面看见国家的发展，我很高兴，一方面我看见贫富的不均，我觉得非常得担忧，因为这十年，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更富裕了，城里面的人更富裕了，但是在农村，相对来说，他们更贫穷了。
十年前，他们可能赚钱不多，但相对来说物价也比较便宜，比方说有人去医院，有孩子要读大学了，相对来说，物价没那么高，农民比较还负担得起，十年后农民赚的钱跟十年前比涨的没有很多，但是其他的物价涨得非常的多，有人要去医院，有孩子要读大学，他们负担不起，所以这个贫穷的问题，我们一直的思考怎么去解决。而且我们这个社会企业也希望把一些工序放在农村，让他们不需要出来打工，如果他们能在家乡也能有一点微薄的收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问智行的方向，我觉得社会企业是一个，如何解决农村一般的贫穷问题也是我们一个新的方向。
中国网:
您提的问题确实很深入，这不仅仅是一个基金会所能承担的一种责任，更多的是社会全体的责任。
杜聪:
是。但是如果我们在农村有一个好的模式出来，也是可以有利润的，帮助农村的同时确实是有回报的，那就会启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在他们的农村做同样的事情。今年我们在北京前几个礼拜就给一些大学生搞了一个六天的创业培训班，我觉得他们读完这个创业培训班，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可能有一天他们大学毕业，不在城里找工作，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些小生意，我觉得也可以把财富资源重新投入到农村。
中国网:
在您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失败的例子，比如有些孩子不愿意接受任何援助？
杜聪:
你说的情况不算太失败，但是有一些更失败的。不愿意接受援助的也有一些案例，特别是在艾滋病的低发区，如果他们家里不是很贫穷，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也不想暴露他们艾滋病的身份，特别是在一些低发的地区。所以也有一些我们找到的家庭，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捐助，因为怕暴露之后被邻居、家里其他人歧视，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一定要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服务，但是，要不要还是他们自己决定。但是，对我来说，我个人也有很大的挫折感，因为在过去那么多年，可能一般人看到的都是我们成功的一面，看到一些阳光的孩子，但其实也有失败的例子。我觉得，就是当一个小众的人群，被一个大众普遍歧视的环境里面，这个人群更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美国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当时，二十几年前华人在美国不是很多，我们作为新移民，华人在美国的一个中学，还是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是一个小众，那华人的学生呢有一些很争气，知道自己是少数民族，然后就很争气地读书，一定要考大学，比一般白人主流社会双倍的努力，要证明自己，知道自己是弱势的群体，更加的争气，但是也有一群华人的学生，他知道自己不能融入这个主流的社会，不被接受，他们会自暴自弃，分党分派，去做坏人啊或者是放弃自己。我并不是说白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小众的圈子里面，两极化的问题更严重。就好像香港也有少数族人、新移民，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一些人很争气的，现在香港每年高考头几名的很多都是新移民，但是也有一些自暴自弃做黑社会的。
所以，你去了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一个小众的人群，更容易在一个大环境，如果被歧视的话、被边缘化的话，更容易走向这两个极端。艾滋遗孤的人群呢，我看见也是有同样的问题，除了有很多孩子很争气，今年高考，我们赞助的学生有考636分的，在河南在农村，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父母又有艾滋病，家里又那么穷，还有本事考636分，确实很了不起啊！但是同时，我们以前赞助的学生，现在有在坐牢的，现在有犯过法的。我也很担心。我不知道，可能现在农村一般的风气啊，辍学率是比以前高。可能他们觉得，以前，我真的觉得十八年前，很多农村，当时还要交公粮，就是农业税，农村的很多人，当时艾滋病的影响更大，相对来说他们更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当时的风气，父母还是很想孩子上学的，现在可能农村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变化，可能不仅是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一般的农村家庭觉得孩子不读书也没什么，以前农村家庭希望孩子读书的意愿是很高的，比现在高。现在呢孩子不读书也没什么所谓，他们觉得读完大学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可能他们不是从一个学习的角度考虑，就是孩子多读几年书，就可以做一个受教育的人是很好的，或者他做一个科学家，有知识是很好的，他并不是从追求知识的角度，他们从更现实一个回报的角度，读完大学可能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现在这个可能也不一定了，因为大学生越来越多，有很多也找不到工作，他们觉得读书多就一定赚钱多，这条路不一定很好。而且很多同学，看见他们的同学出去打工几年呢，然后回来穿金戴银的，都很羡慕，或者诱惑很大，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风气，而且我也看见很多农村孩子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在农村白天睡觉，黑夜活动，偷鸡摸狗的，我也很担心，他们会更容易误入歧途。所以我觉得德育的培训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能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他们看见一些成功的读书的例子，他们会更容易模仿，但是，他们同时也看见一些不用读书在城里面可以穿金戴银回到家乡的人，也看见一些偷鸡摸狗，父母也没有以前那么想他们读书，那么这个情况确实是很值得思考的。刚才也说了犯法的事情，他们也有不同的原因走上这条路，我觉得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小没有了父母的关爱，没有了父母的管教，所以他们个人的价值观，也比较模糊，他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偷东西啊，可能真的没有人跟他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价值观是在没有父母没有亲人长大的孩子可能特别容易走向一条这样的路。另外第四个成因，他们有艾滋病，因为身边的歧视，邻居，同学啊等等让他们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怨恨，很多的怨气，可能你也看过有报道说，有一些孩子永远的抓着拳头做人，然后在手上写着一个“仇”字，被广泛的报道，可能他们因为真得失去了父母，我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孩子，说长大后要找血头报仇，因为他觉得血头把他们的父母带走了，杀父之仇可能是很难舒缓的，也许他们在有很大的怨气的情况底下长大的，所以这样的心理怨恨也导致他们犯法啊，要报复社会啊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也是我很担心的。
人物档案 杜聪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硕士，儒学家杜维明学生。在美国居住了13年后，回港工作。在金融界任职多年：27岁，就任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年后，荣膺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
1999 年至2003年间，杜聪任香港「关怀艾滋」董事会成员，2003年担任该会的主席；
1999 年起，被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艾滋病预防及护理委员会的委员；
2003年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2004年获选为「艾滋病在香港二十年：十大难忘人物」；
2004 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十大抗艾英雄」；
2005年荣获香港国际扶轮社3450区百周年「卓越专才大奖」；
2005年荣获《南方人物周刊》「时代青年领袖」荣誉；
2005年度被凤凰卫视评选为「风范大国民」；
2006年9月，杜聪先生由于在关注照顾中国艾滋孤儿方面的突出贡献，被国际青年商会授予“世界杰出青年”称号；
曾被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评选为“十大当代青年领袖”；
曾获中华慈善总会的感动2005和 CCTV的感动中国的提名。
2007年荣获有亚洲的诺贝尔之称的麦格塞塞奖。
（根据中国网图文直播）
责编：赵文
